顿了顿，她又道：你弟弟跟宋司尧去国外这么多天了，该不会结婚去了吧？。

如果在内地，这个问题的回答会超过一千字，那些连自己的车的驱动方式都不知道的记者编辑肯定会分车的驱动方式和油门深浅的控制和车身重量转移等等回答到自己都忘记了问题是什么。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一凡说：别，我今天晚上回北京，明天一起吃个中饭吧。

而那些学文科的，比如什么摄影、导演、古文、文学批评等等(尤其是文学类)学科的人，自豪地拿出博士甚至还加一个后的文凭的时候，并告诉人们在学校里已经学了二十年的时候，其愚昧的程度不亚于一个人自豪地宣称自己在驾校里已经开了二十年的车。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关于书名为什么叫这个我也不知道，书名就像人名一样，只要听着顺耳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有意义或者代表什么，就好比如果《三重门》叫《挪威的森林》，《挪威的森林》叫《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叫《三重门》，那自然也会有人觉得不错并展开丰富联想。所以，书名没有意义。-

注①：截止本文发稿时，二环路已经重修完成，成为北京最平的一条环路。

然后我去买去上海的火车票，被告之只能买到三天后的。然后我做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举动就是坐上汽车到了天津，去塘沽绕了一圈以后去买到上海的票子，被告之要等五天，然后我坐上一部去济南的长途客车，早上到了济南，然后买了一张站台票，爬上去上海的火车，在火车上补了票，睡在地上，一身臭汗到了南京，觉得一定要下车活动一下，顺便上了个厕所，等我出来的时候，看见我的车已经在缓缓滑动，顿时觉得眼前的上海飞了。于是我迅速到南京汽车站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票子，在高速公路上睡了六个钟头终于到达五角场那里一个汽车站，我下车马上进同济大学吃了个饭，叫了部车到地铁，来来回回一共坐了五回，最后坐到上海南站，买了一张去杭州的火车票，找了一个便宜的宾馆睡下，每天晚上去武林路洗头，一天爬北高峰三次，傍晚到浙大踢球，晚上在宾馆里看电视到睡觉。这样的生活延续到我没有钱为止。

以后每年我都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时间大大向前推进，基本上每年猫叫春之时就是我伤感之时。

我喜欢看国产电视剧电影。《春天里的人们》这部国产电视剧给我的感觉有两点。第一，该剧讲述了宁州大学博士教师徐盈盈来到春天里社区调研，意外被推选成为社区主任，在繁杂的社区治理工作中不断思考探索，从一个基层工作新人，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社区干部，在苏明珠说道：那哥哥好好和启晟讨教一下。